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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落东庄

大学毕业两年后，我终于考上了县里的事业编制，九月的一个傍晚，我怀着洋洋得意的心情回到东庄，还没到家门，就被村口附近白喜事的喇叭声吸引住了，开副食店的刘连生看出来我的好奇，没等我开口，他就叹了一口气告诉我：

“王大头过世了。”。

刘连生的陈述让我的心底疙瘩一下，细算起来，已经有四五年没有见过王大头了，学生时代回乡总是来去匆匆，不曾与他碰面，如今再次听到他的消息竟然是这样的方式。

微风从对岸的田野飘过来，半坡上的夕阳还没有退下去的意思，在此起彼伏的喇叭声中，我不由忆起了儿时与王大头的那些往事。

王大头的家距离我家不足百米，他是我们小组唯一有智力障碍的成年人。五岁那年，因为一场高烧，山高路远没有及时得到医治的他，智力就停留在了孩时的水平。他讲话木讷，会一些简单的语句，情绪激动的时候就变成了咿咿呀呀。但是他听得懂大家的话，尤其是他母亲的话。王大头虽然智力没有再发育，但是体格却成长地格外正常，甚至比一般的成人还要高大壮实，所以干起活来力气也大。

因为力气大，村里人便喜欢拜托他帮忙，但只有他的母亲刘三娣能叫得动他。刘三娣是个热情的农村妇女，同族的村民们遇上水稻收割或者红白喜事忙不过来的时候，就习惯叫上刘三娣，叫刘三娣的目的是为了叫王大头。没有重活要忙时，大头就坐在屋檐下跟着母亲学编织。他干活和不干活的时候都穿那件灰色的短袖，脚上是宽松的黑色裤子和褐色开了口的拖鞋。他的头发很短，短到接近光头，也许是为了省去修剪的费用，他一米七几的个头在南方农村还算高大，但是走路的时候有些驼，倒不是因为背驼，而是脖子微微弓着，似乎不大自信的样子，但是当他抬起头讲话的时候，表情又是天真笑着的。

王大头干活不仅仅劲大，而且中途基本不休息。办红白喜事宴席的时候，他负责把从别人家借的桌板搬到办喜事人的家中，直径一米多的桌板他扛起来似乎毫不费劲，桌板搬完后还被女人们交去帮着挑碗筷。

水稻收获的时候族人们也叫他，他是踩打谷机的好手。扛桌板考验的是手劲，而踩打谷机需要的是脚上功夫，而王大头恰恰手脚都有劲。收割完用扁担挑着满满的谷子走得最快的，也是他。

王大头给村里人帮忙并不图什么，因为互帮互助是村里的习俗，刘三娣家需要帮忙的时，被她和她的儿子帮过的族人也会义不容辞。对于王大头来说，给自己家干活和给别人家干活都是一样，似乎只要族人的饭桌上丰盛些，王大头能吃得饱些就心满意足。

　　十二岁的那年，我被叫去帮同村的王宏生收割水稻，第一次和王大头打了交道。

那是一个周六的下午，王宏生带着孩子从我家门前走过，平日里，向来严肃的他对我这种小屁孩满不在意。可是这次却破天荒的第一次主动和我打起了招呼：

“你去和你爸妈说，明天早上来我家吃饭。”。

当我兴高采烈地跑进家门，把他的话转告给父母的时候，我才知道宏生第一次和我打招呼，就让我两天愉快的周末戛然而止。

“吃过早饭去帮他割禾。”。母亲说。

第二天母亲带着我和弟弟去到半山腰的宏生家时，我看到王大头和他的母亲刘三娣已经坐在了饭桌旁。简单吃过早饭后，我们一群老老少少就踩过松树搭的木桥，朝着小河对岸的稻田而去。

小孩子是空着手蹦蹦跳跳出发的，女人们挑着箩筐，同样步履轻盈，两个男人，王大头和王宏生则扛着沉重的打谷机缓慢跟在后头。

十月的天空万里无云，我们在过桥的时候已经闻到了稻穗飘来的气息，清早的凉意顺着透过梧桐的晨辉渗到我们身上，定神凝视，仿佛能看到空气中浮动的纤尘。秋色分明的季节我们的分工也如此地明确，女人负责割稻子，男人负责踩打谷机，孩子们就充当稻穗搬运工的角色，把割下的一扎扎的稻穗抱到打谷机身边，交给踩着踏板的男人。

田地里，没有一件活儿是容易的事，割稻的女人必须弯着腰投身于高高的稻草堆里，半湿的泥地溜出青蛇和蛤蟆是常有的事，女人们为了赶进度，被弯弯的割刀划得手指血流如注的情况也并不少见。

踩打谷机的男人必须手脚并用，手臂旋转的角度要让谷子充分被轱辘扫到底仓里。而脚下的功夫除了力度之外，默契的配合也很关键，两个大男人挤在小小的木板上，只有步调一致才能起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当然，我肯定会觉得我们稻穗搬运工的角色才是最辛苦的，我和弟弟为了凉爽和干练把袖子撸起来的时候，又被稻谷的叶子割得手臂奇痒无比，走到打谷机前，王宏生居然还抱怨我们的速度太慢。起初太阳还没爬上高处，我们尚有一些奔跑追赶的劲头，后来清晨的凉意逐渐散去，太阳直射着赤裸裸的稻田，我们两个小孩额头和颈脖上的痱子被晒得蠢蠢欲动，厌烦的情绪令我们在劳作的时候焦躁不安，不仅脸上失去了笑颜，脚步也变得沉缓起来。这时候，当我们拖着百般不情愿的身体把摇摇欲坠的稻穗捧到王宏生手上，他就开始鞭策我们：

“快一点！四个人还搞不赢。”。

宏生恶狠狠的语气像要吃了我们似的，于是我们就如同被挨了鞭子的马匹一样，开始重新振作起来，只是跑了没两趟，脚步还是不听使唤，又一次泄下了气。

宏生对我们的态度已经由愤怒转为了无可奈何，他摇摇头，对着把稻穗交给他的我们感慨道：

“靠你们这样的速度，这块田一上午都割不完！”。

这时候炎热天气下疲惫不堪的我已经没有了心思顾及旁人的看法，但是我忽然觉得哪里不对劲，楞了会儿神才猛然想起事情的蹊跷，于是我转过身义正言辞地反问王宏生：

“那两个女生比我们还慢，你为什么不说他们?就说我和王小勇?”。

我伸出手指向缓缓走来的王英子，在相互比较中似乎找到了理直气壮的底气。

“你们的肉都比她们多一两，不要多做点活?”。宏生的回答让我疑惑不解，我听到不远处的女人们传来咯咯的笑声。

为了化解场面上的尴尬，我试图把焦点转移到王小勇身上，我冲着和我一样抱起稻穗步履沉缓的王小勇大喊：

“王小勇，快点噢，我这边还有三扎了，你那还有七八扎。”。

王小勇回怼了我一句：

“拉倒吧你，那是因为我这边割得快。”。

后来我的脑子转过了弯来，既然老是挨王宏生的骂，我就刻意把稻穗往王大头那一边送，我大头认认真真踩着打谷机，永远是那副微微笑着的表情，哪怕我走地慢一些，他也不会骂我，也不可能骂我。我看到溅起的谷子粘在了他的脖子上，他的脚还是像发动机似的有节奏地踩着。

烈日下辛勤的劳作也会有短暂的休息，当稻田被割空一大片，打谷机就不得不挪动位置，以拉进一些与稻谷的距离。这两三分钟的休整是我们期待已久的放松时刻，我们会像脱缰野马一样，跑到谷堆里抽出稻穗杆子，自发地分成两队，躲在谷堆后面开始相互投射。

正尽兴的时候，宏生的叫唤打停了我们的嬉闹：

“别玩了，来推打谷机！”。

我们两个小孩一拥而上，四只小手挤在一米多宽的打谷机后面，王大头和王宏生在前面把打谷机拉动起来时，我和王小勇顺势一蹦，把双脚也踏在了木板上，笑嘻嘻地享受着坐雪橇一样的快感。起初王宏生以为机子是被泥土卡住才拉得如此费劲，当他明白过来并气势汹汹地朝我们走过来的时候，我和王小勇已经撒起脚丫逃跑了，只剩下王宏生拿着一捆稻穗杆子站在原地破口大骂：

“这伙狐狸崽子！”。王大头转过身来，也被我们调皮的举动逗得露出了看热闹的笑容。

更长更过瘾的休整来自于从圩镇开回来的自行车，它的后架上绑了一个白色的泡沫箱子，里头装满了冒着寒气的各种冰棒。骑自行车的是同村的健哥，他那时候只有十三岁不到的年纪，就已经有了让他们羡慕的胆识和经商头脑。健哥骑着和他年龄身段不符的高大自行车，在稻田间的小路经过的时候，会刻意抬高了嗓门吆喝：

“卖冰棒噢，一角钱一根。”。

健哥的吆喝声飘过稻浪，传到踩打谷机的男人耳里，尽管我们小孩子已经垂涎欲滴，但必须等大人们发号施令。即使严肃如宏生一般的男人，也抵挡不住冰凉的诱惑，在健哥连绵不绝的吆喝声后，他终于松了口，并停下踩打谷机的步伐，当轱辘声逐渐平息下来，他回过头冲着我们说：

“休息一下，吃根冰棒来。”。

我们在听见打谷机的声音渐停的时候就已经看到了吃冰棒的希望，宏生话音刚落，我和王小勇就已经如饥似渴跑到了健哥的自行车前，当两个女生和大人们赶过来时，一角钱的白糖冰棍已经被我们含在了嘴里。宏生一边掏钱，一边继续着他为时已晚的唠叨：

“一人一根哈，不要多拿。”。

我们各自选好喜欢的口味后，就躲在了梧桐树下的阴凉处，尽管那些五颜六色的冰棒除了颜色之外并无味道上的不同，可我们还是很享受地吃了很久。为了吃得久一些，休息的时间长一些，我们通常是用舔的方法，而且不会错过一滴即将落地的冰汁。最后，还要把木棒子吸吮得干干净净，才从树荫下起身开始继续的劳动。

返回田地的路上，我偷偷问王小勇：

“你吃过三毛钱的那种，带红豆的冰棒不?”。

王小勇斜了我一眼，说：

“没吃过。”。

这一刻我和王小勇同时冒出了一个心有灵犀的念头，我抢先把他的心思说了出来：

“去叫大头买给我们吃？”。

然后我们就围在大头身边，像恳求自己的父亲一样，在他的耳旁可怜兮兮地念叨：

“大头叔叔，你带了钱么？可以买两根红豆的冰棒给我们吃不？”。

“我们没吃过呢，请我们吃一次嘛，求你啦。”。

我们本不抱多大希望，没想到王大头居然真的从兜里掏出两张褶皱的纸币给我们，五角和一角的各一张，看到我们开心地拿着钱第二次去选购冰棒，王大头欣慰地真像个父亲一样。回到家我把这件事说给了母亲听，母亲告诉我，王大头三十岁了还没结婚，他一直是很喜欢小孩子的。并且和我说下次不要用人家的钱，他的钱是卖红薯赚的辛苦钱。

漫长的上午我们最多只有一次吃冰棒的机会，中午回家休息的时候，吃过午饭还有圆滚滚的大西瓜等着我们，那是王宏生自己种的麒麟瓜，通常农民自己亲手种的东西，乡下孩子们就会有多到吃不完的福分。但是家长们要求我们必须先吃饭后吃其它。为了能多吃几瓣甘甜的西瓜，我的午餐足够仓促，丢下碗筷后就急着要切瓜，这时候王宏生就给大头派来一个任务：

“大头，你去挑一个最甜的。”。

我看到大头很专业似的用指关节在几个西瓜上敲了敲，直到有一个西瓜发出比其他几个都更清脆的声音，大头抬起头，惊喜地对着在一旁等待的我说：

“这个，这个。”。

这一次我认真看清了大头的正脸，他有着标准的脸型和大大的眼睛，再加上壮实的身材，如果不是智力原因，肯定是很受欢迎的帅小伙。

然后王大头给我们切好了瓜，我和王小勇就用西瓜把肚子塞地爆满，这一次我被撑得张开嘴都能感受到瓜汁逆流而出。随后我们去上厕所，不约而同地拉出那一粒粒黑色的西瓜子。

大人们小眯一会后，不到三点钟，下午的劳动就要开始了。下午出发时候的我们一个个像瘪了气的皮球，脚步沉缓神情沮丧，顶着炎炎烈日，在吱吱蝉声的簇拥下我抬头看了一眼前方的田野，中间一大片金黄的稻穗被四周碧绿的山坡围了起来，那条绕着田沿流淌的小溪被高高的稻子挡得严严实实。太阳照在稻穗尖上，隐隐约约能看到升起来的淡黄色的暑气，放眼望去，偌大的田野行人稀疏。

“我们怎么要这么早?人家割禾的都还没来。”。

我的牢骚引起了弟弟王小勇的同感，他们和我一样百般不愿。可是宏生显然对我的提议和抱怨无动于衷，见到同样是来帮忙的大头无怨无悔走在前面，我们也只好硬着头皮坚持。

“快点噢，没剩多少了！”。

在家长们一句句的鼓励下我们终于捱过了漫长的下午，一大块稻田已经变成了光秃秃的模样，这时候割稻的女人们终于伸起了腰，如释重负般取出袖套，把刀子放回到打谷机的后仓里，王宏生坐在田埂上，开始抽起烟来，王大头则没有闲着，他弓着腰在拾起一根根孩子们散落一地的稻穗。我们两个孩子则一齐向稻田不远处的丰塘水库跑去，在水库的浅滩里，我和王小勇把上衣脱下，利索地丢在一旁，开始把清水泼在脸上，浇在肋骨清晰的胸脯。我看到不远处还有一群也是收割完稻谷后前来戏水的女孩，动作显然拘谨地多，她们把凉鞋解下，小心翼翼地摆放在台阶上，然后把两只脚丫放在水中清洗，不时弯下腰用小手搓了搓沾满泥土的小腿。

我们正玩得尽兴，坝上突然出现了王大头的身影，他站着高处冲我们使劲招手，嘴上咿咿呀呀说个不停，我们听不懂也不想知道他在说什么，看到他那着急而又操心的样子，我们已经猜到了，他肯定是叫我们不要玩水，就和所以的家长都不让我们去水库玩一样。可是他终究不是我们的父亲，我们没有一个人会听他的劝。

等我们从水库返回稻田的时候，太阳已经落山，西边大半个天空是红彤彤的颜色，东边回家的方向天色已经暗了下来，房屋在高山的庇荫下若隐若现。我们劳作的那块稻田就在这一灰一红两个世界的中间，我看到女人们已经把谷子倒进了箩筐，挑起满满的一担走在田间的小路上，扁担被沉甸甸的粮食压得有些弯曲，走起路来的时候发出吱呀吱呀欢快的声音。

我们是跟在抬打谷机的两个男人后面往家里走的，王宏生扛在前面，王大头扛在后面，他们都一言不发，两个健壮的身躯和打谷机似乎连成了一个整体，在背对夕阳余晖的方向，我看到王大头给我们留下一个高大的背影。

这样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太久，三年后的一次意外，让王大头判若两人，且再也没有了帮族人们辛勤劳动的心气。

我们河口镇每逢农历的三、六、九是赶集的日子。八月十三日这天，是中秋节前最后一个圩日，六十多岁的刘三娣带着王大头，王大头挑着两箩筐的番薯去集镇上售卖。一个上午下来，番薯被买掉了一半多，忙完后母子俩在镇上各吃了一碗馄饨，就收拾好扁担箩筐往东庄村原路返回。走了三公里行至竹坪的时候，路上没有了几个行人，大部分赶集的村民都骑车往返，这时候已经到家。初秋的太阳并不比炎夏温柔，这种干燥的热感给予皮肤的难受程度丝毫不亚于夏天，太阳四周散发出一圈耀眼的光晕，令人无法直视。刘三娣在弥漫着稻草刺鼻味道的空气中突然感到一阵晕眩，扑腾一声倒在了乡下小道上。

王大头被这突如其来的意外吓坏了，他扶起晕倒的刘三娣，一边摇晃一边焦急地呼喊。被丢下的箩筐倒在地上，圆滚滚的番薯散落到了草丛里。

王大头背着母亲就往村里跑，又走了几公里的山里，终于把母亲背到东庄村王章明的卫生室，快掉光头发的乡村医生王章明看到这种场面，气得直骂王大头：

“大头，你是真蠢啊！都晕倒了，你往村里背干嘛？直接带去镇里卫生所啊！”。

大头没有去过镇卫生所，也不知道卫生所在哪里，更不清楚卫生所的业务范围，他被王章明训责地一脸恐慌和委屈，一旁的刘连生理智地打断了他们：

“现在不是说这样的时候，赶紧打120，叫人民医院的救护车来！”。

半个小时后，救护车从县城途径河口镇开到了东庄，又载着刘三娣以及陪护人王大头和王宏生，从东庄经过河口往县城驶去。

第二天一早，王宏生坐班车到河口镇，然后乘同村人的摩托独自回了村，一起带回来的，还有刘三娣抢救无效身亡的消息。

王大头的哥哥王贵富从广东赶了回来，顺路从县城把王大头和母亲的遗体接回到东庄，王富贵给母亲操办了隆重的葬礼。王大头往年都是给别人家的葬礼帮忙，这此却是给自己家干活。

王大头如往常一样在王家湾挨家挨户借桌板，然后把一块块圆的、方的桌板往自己家门口搬，只是他不再像之前似得一口气搬到终点，人们看到他每搬一块都至少停下来休息两趟。在刘连生便利店门口会停下来一次，在蛇背坳的木桥边会停下来一次，但他又不像是因为累得走不动才停下歇息，他站住休息的时候，把桌板立在侧身，就傻傻地对着斜侧的青山绿树发呆。

“大头力气变小了啊。”。王宏生远远地和刘连生说。

“自己的母亲过世了，哪怕是大头，也一样会伤心呀，一伤心，不就没了干活的心情。”。刘连生回答。

母亲入土之后，王大头就再也没有去帮族人干活，不帮族人干活不是因为大头变吝啬了，而是没有了刘三娣这个带着她一起去的母亲，一来别人的使唤王大头不一定会听，听了也不一定全听得懂。二来，正如刘连生所说，大头确实是心情不太好了。他的脸上渐渐失去了昔日稚嫩的笑容，路人遇见他的时候，还没等人家主动打招呼，他就开始把脸侧过去，对于村民善于的问候，他也躲躲闪闪，倘若提到母亲刘三娣，他就更是走得远远的。

他把赤脚医生王章明那天对他说的话记在心里，并且当真了。王章明说他笨，舍近求远把刘三娣往东庄背，大头就以为正是由于自己的笨，母亲才没能及时抢救过来......

“王欢，站在那干嘛，进来坐会。”。

刘连生的叫唤声把我从回忆中拉了出来，他邀请我进他的百货店歇息。

在路旁站了一会儿的我走进店门，窄小的便利店里还坐着闲聊的王宏生，他微笑着冲我打了一个招呼。我注意到店里多年前的木质货架已经换成了不锈钢，但是喜欢打牌聊天而不爱打理货物的刘连生，还是让上层的货物蒙上了肉眼可见的灰尘，房顶的挂扇在咿咿呀呀转圈，输送出一阵阵有气无力的软风。我和两个中年男子围坐在低矮的木桌周围，他们两个男人眼前都开着一杯麦饭石牌的烧酒。

“喝酒不？”。刘连生也想给我开一杯。

我赶忙我赶忙拦住连生说：

“连生大伯，不用不用，我不会喝酒。”。其实我不是不喝酒，而是不喝白酒。

“那就喝茶吧。”。

于是刘连生就拿起桌上的白色陶瓷茶壶，缓缓地走到墙脚，端起热水瓶给泡过的茶叶灌满了水，又缓缓地走回到桌旁位置上。我的视线不由跟着他微微移动，就见到了墙角的开水壶旁，立着的那台白色的美菱牌冰箱，还是儿时我和弟弟王小乐来他店里买冰棒的那个。十几年了，尽管表层已经泛黄，品牌的标志也模糊不清，但它依然没有被替换掉。

刘连生也给了我一个茶杯，杯子和王宏生的一样，是从麦饭石的杯装酒喝完后回收的。然后他给我的杯子里倒茶水，一边倒一边说：

“王欢，听说你考到了单位，蛮不错。”。

“单位好啊！以后就是干部了，拿国家工资，不用种田了。”。王宏生也这样说。

但此刻我并没有过多的心思享受村民的夸赞，刚才立在路旁时对于王大头的回忆，还在我的脑海萦绕不去。

我不解地问宏生和连生：

“我记得大头好像还年轻啊，好端端的，怎么就....”。

“估计是因为冰珑那个疯女人。”。连生饶有感慨地说

刘连生提到的”“冰珑”，是东庄村除大头外另一个患有精神病的妇女的名字。小时候，几个孩童常在我家半坡的草垛里玩跳绳的游戏，就有孩子突然大喊道：

“冰珑来了，冰珑来了！”。

同伴夸张的语气，就像是故事书《狼来了》里的那个小孩，但是我们听到后，却不是惧怕的慌张逃跑，而是好奇地尾随着“冰珑”凑了过去。矮个子的孩子躲在高个子孩子的背后，蹑蹑地观察“冰珑”的一举一动，似乎在围观一个没有太多杀伤力的怪物。当然，也随时做好了被冰珑转头发现后，撒腿就跑的准备。

冰珑的年纪不大，在我们还是念小学那时候，可能就是三十出头的年龄，她衣衫褴褛的模样，像极了一个流浪乞讨的人。但是她又和流浪的乞丐不一样，她有自己的家。她的家在王家湾一间简陋的土坯房，他还有家人，两个儿子，一个五岁，一个七岁。“冰珑”，应该是别人给他取她的外号，也有可能是她的真名。倒不知是怎么取来的。冰珑是有姓的，记忆中好像是姓肖。据村里的长着说，嫁来东庄之前，冰珑的家境其实不错，后来也不知道家里是出了什么变故，渐渐和娘家断了往来。嫁到东庄王湾的王牛家后，王牛过了几年就得了一场病，眼睛逐渐不灵了。又过了几年，王牛和冰珑生下了两个孩子，孩子遗传的王牛，都是田螺眼。那几年夫妻俩总是吵吵闹闹，然后王牛就和冰珑分居了。王牛本不是什么勤快的人，家道中落后又眼睛迷糊，日子就更是没有什么头绪。至于王牛的真名是什么，后来也就没有多少人在意了。

冰珑的样子很凶，她知道村民们，特别是孩子们，总是嘲笑她。但是她还是总拖着两个孩子在村里的小路中央行走，一早一晚，不知道是去店子里买油米，还是只单纯地想走走而已。当然，后者的可能性更大，因为她并没有什么钱来天天买油米。

冬天，她走路从村口回去王湾，总是走得很慢，并且不时地回头，用垢污干黄的脸狰狞地骂她身后的两个孩子:“快点！”，然后举起手，做出要拍打孩子的模样。她生气的样子，头发蓬松凌乱，嘴唇上扬，眼神直勾勾的，惹得身后围观的孩子哈哈大笑，竞相模仿。

随即，她又用同样的眼神、同样的动作驱赶身后围观的孩子，孩子们自然不怵她，但是她的两个儿子却很怕他。被她训骂后，两个一高一矮的儿子拖起疲倦的腿，摇晃着被棉衣包囊地臃肿的身体，强行打起精神继续赶路。因为眼睛不利索，那时候的村道又还没铺上水泥或柏油，两个孩子总是被路边的碎石，或者遍布的水坑绊倒。如若是在太阳出来后干燥暖和的冬天，她倒地的孩子迟迟不肯起来，红色宽大的棉衣沾满了细细的泥土。被生气的冰珑提起来后，儿子粗糙而稚嫩的脸蛋也尽是灰尘。村里顽皮的孩子，形象地用“粉蒸肉”来比喻滚地时满脸尘土的她的两个儿子。起身站稳后，他的儿子半眯着眼，神情恍惚，松垮的帽子半掩着孩子稀疏又搓成团的头发，他们似乎对母亲的训斥已经麻木了。

冰珑三母子总是穿那几件明亮的棉衣，好像他们冬天只有那一套衣服似的。冰珑那件青色的带帽子的棉衣，怎么看都像是男人穿的。据说，这些衣服，还是王牛卖了去年秋后的几箩谷子给她们买的。小时候，父母们经常对我们说，她也很可怜，不要去嘲笑冰珑。

记忆中，王大头和冰珑并无交集，因为王大头总是跟着他的母亲，很少单独活动，而且他和冰珑有较大的区别，冰珑是后天受了刺激才变疯的，大头的病是小时候留下的，用通俗的话说，就是一个“疯子”，一个“傻子”。

不过在母亲去世后，王大头失去了唯一可以依靠的和能够管着他的人，后面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并不清楚，我就问刘连生：

“大头怎么会和冰珑会扯上关系?”。

刘连生再次给我倒满了茶，然后给我娓娓道来后面发生的故事。

原来，王大头一个人在土房子住的那些年头，路过连生店门口的时候，碰上了冰珑的孩子，总会主动买一毛钱冰棒给他们吃。起初孩子们一脸恐惧，冰珑也露出排斥的神情，但孩子们发现大头面相和蔼且并无恶意，就渐渐接受了大头的馈赠，冰珑见孩子吃得开心，也就不再对王大头怒目而视。

几个月后，已经有两个孩子的冰珑肚子居然又大了起来，而且被来来往往的村民所察觉，这个事情在村里顿时炸开了锅，茶余饭后男人女人都在讨论“冰珑”肚子里是谁的孩子。众人的言语中毫无掩饰对“肇事”男人的嘲笑和鄙视，在他们看来，对于一个疯女人做出这样的事无异于饥不择食。

在一番分析探讨之后，大家就把怀疑的目光对准了一个人生活的王大头，理由是王大头多次给冰珑的孩子买过冰棒。除此之外并没有更多的证据，也许他们在潜意识里也觉得，只有王大头这种心智不全的人，才会对“冰珑”下手。

王大头已经从村民的笑谈中发觉到对他的怀疑，他开始刻意躲避这种也许没有过多恶意的笑谈。在母亲去世后他不再独自去帮村民干活，如今又不敢出来在街上走动，性情就日渐孤僻起来，眼神更加迷离，脸色由起初的失了笑容变成愁云惨淡，他的屋子大部分的时间都是房门紧闭，下午太阳刚落山他就开始烧火做饭，晚上各家各户亮着灯的时候，他家却漆黑一片，他已经早早上床睡觉了。

孤僻后的王大头行为也变得怪异，他似乎对所有的一切充满了仇恨，他每天做的事情就是上山砍柴，然后把木材劈好，晒干，叠了高高的一堆在门口，多到一整年都烧不完，仍然不罢休。村民们开始忌讳去谈及他，甚至渐渐忘记了他。

前天傍晚，王宏生去坝上在稻田里割谷子，忙完后走到不远处的丰塘水库去洗个凉，他惊愕地看到波光粼粼的水库中央竟然漂浮着一具尸体。不习水性的王宏生一边跑一边大喊着朝村口奔去，他叫来了刘连生、王庆生和王章明，几个会游泳的男人跳下去，竭力游近后才看清楚溺水是人是王家湾的王大头，待把王大头打捞起来，他已经脸色浮肿嘴唇苍白，没有了呼吸。

王宏生报了警，警察在调查和询问后初步排除了他杀的嫌疑。那一刻，几个村民们看着王大头微睁的瞳孔，就开始露出了悔意，就像王大头当初对他母亲的死感到自疚一样。他们大概已经猜到了是因为冰珑的事情，村民们无端的猜疑嘲笑令大头难以承受，他才选择了跳湖自尽。

刘连生讲完了事情的经过，又给我到满了一杯浓茶。

“大头多老实的一个人啊，诶，帮过那么多人干重活。说没就没了。以后哪里去找这样的人。”。坐我对面的王宏生跟着惋惜道。

刘连生说：“整个王家湾，就剩大头一个人还会自己用竹签织扫把、编箩筐。他一死，手艺都没人传了。”。

他们告诉我，大头去世后的第二天，他的哥哥王贵福从广东赶了回来，筹备大头的葬礼。村民们倒也没有指责贵福把有智力缺陷的弟弟独留家中，因为富贵的儿子已经十八岁，他只有外出打工才能攒够儿子结婚的彩礼。如今母亲和弟弟先后离去，对于故乡他似乎也就没有了过多的牵挂。

王宏生还和我说，大头去世后，贵福在他破圮的土坯房里，发现了一个被割成一半的矿泉水瓶，里面装满了小孩子吃过的冰棒后扔掉的棍子，像一罐算命的竹签。

“大头一直很喜欢小孩，三十八九岁了，也没结过婚。”。刘连生说。

我又想起了大约十年前，在宏生的稻田里，王大头用卖红薯赚的钱给我和弟弟买了两根冰棒的场景，那个傍晚，我们在水库戏水，大头站着坝上，因担忧我们的安全而徒劳地劝阻。

夕阳铺撒在东庄村口的小溪上，折射出耀眼的红黄相间的光，太阳已经半隐在山坡的发梢之上，留给山脚灰蒙蒙的一片。王大头的家和我的家都在河岸之沿，山脚之下，我看到屋顶上已经冒起了炊烟，母亲肯定要催我回家吃饭了。我把杯中的浓茶一饮而尽，起身准备告别。

“王欢，再坐一会儿，还早。”。刘连生本能地想留我，也许他还有许多关于大头的话题想说。

我婉拒了连生的好意，因为天色确实不早了，对面王大头家吹丧的喇叭声已经停息了下来。我踏出店门，刚好看到许久未见的冰珑挺着肚皮，在昏沉的暮色中，手牵她那两个脏兮兮的孩子，从连生的百货店前缓缓走过。

刘孔操 2020年11月于南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