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篆刻 考据学 乾嘉学派 上

一 、明清篆刻

基本概述

篆刻艺术在明代中叶有了新的突破，文彭、何震可算是明清流派篆刻辉煌业绩的开拓者。元代赵孟頫的圆朱文篆刻，是其本人书后由匠人刻制。王冕用花乳石、青田石治印,但记载不详又没有在当时形成以石刻印的风气。文彭、何震在印坛上一反浅陋怪诞的九叠文,力追秦汉,开辟了明清篆刻艺术的昌盛局面。自此之后,掀起了一股篆刻艺术的热潮,其主要表现有三方面:一是作家林立,出现了文彭、何震、归昌世、汪关、朱简、梁袠等几十家；二是印学理论的确立,编制印谱成为风尚，如《集古印谱》，是前所未有的。另外时人(包括篆刻家本人)更重视制印谱,使得印谱如诗集、文集一样,成为个人的一种艺术成就的记载;三是书画已经离不开篆刻,且要比宋、元考究得多。篆刻作为文人艺事的一种,已为人们所接受,求名家篆刻也蔚然成风，故书画家、诗人、文学家以至收藏家，无不存印章。

主要影响

在浙派、皖派风靡印坛百年之后，作为篆刻艺术发展的必然结果，清末篆刻走上了一条"印从书出"、"印从刀出"、"印外求印"的复合型创作道路。至此，篆刻艺术的形式与审美体系得以最终形成。自此，篆刻家在创作中所考虑的，是如何实现以及在什么程度上实现各自的审美理想。晚清篆刻，可谓是名家辈出，而就风格而言呈现出更多样化的色彩，但这些又几乎都是以赵之谦、吴昌硕、黄士陵三家篆刻为源头的，而且其中成就卓著者，又无不是以上三家的结合求之的。

清代篆刻在明代文、何之后，在理论与实践上得到更大发展，风格各异派支繁衍，成为专门之学。特别是清代碑学盛行，碑学书家无不兼擅篆刻，除为我们熟知者外，金农、桂馥、何绍基等均精篆刻。清代篆刻与其碑学是相辅相成的，早中期主要的篆刻大家都是安徽与浙江籍的，当然也有侨居扬州的，所以一直有浙派与徽派之说。浙派指“西泠八家”，徽派又有歙派、皖派之说。代表人物有：厉良玉、赵之谦、吴昌硕等。

二、考据学

发展概况

在中国学术史上，考据学同所谓汉学是密切联系的，是汉学家所使用的治学主要方法。汉学是对宋学的一种反动，滥觞于明末清初，大盛于乾嘉时代，考据学大体也是这样。

考据学产生在明代中后期，“它与清代考据学不论从时间的前后衔接，还是从学术思想、治学方法及学术成果的继承和发扬上来说，都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清代考证学得到了迅速发展，全盛时期的代表人物有惠栋、戴震、段玉裁、王引之、王念孙，等等，考证方法大同小异。到了章学诚，又提出了“六经皆史”的论点，又前进一步。

产生原因

学者尝以为清代考据学之兴盛缘於清初的文字狱政策。清代考据学与文字狱的关系问题，很多学者认为，清人从事考据学是为了逃避文字狱的迫害而躲入故纸堆中。较早持这种观点的有章太炎、梁启超等一代大家，鲁迅、范文澜、翦伯赞、***、郑天挺等先生都持类似的看法，文字狱成因说几成定论。例如孟森说：“乾隆以来多朴学，知人论世之文，易触时忌，一概不敢从事，移其心力，毕注於经学，毕注於名物训诂之考订，所成就亦超出前儒之上。”（《明清史讲义》）。萧一山说：“有民族思想的学者，在异族的钤制政策下，不甘心作无耻的应声虫，又不敢作激烈的革命党，自由研究学问，也怕横撄文网，那还有甚么办法？只好'明哲保身'，'尚友古人'，向故纸堆里去钻了。”（《清史》）

作用及影响

关于清代考据学对后世的作用和影响，有些学者认为，考据学“了无益处”、“究复何用”，完全否认考据学的价值和对后世的贡献。实际情况到底怎样呢？我们知道，清代考据学者不仅对传统儒家经典进行了全面的整理和研究，而且还对诸子百家、史部、集部等更大范围内的传统文化典籍进行了清理和爬梳。他们通过校勘、辨伪、辑佚、注疏、考订史实等多种手段，对浩如烟海的古代文化典籍做了去伪存真、正本清源的工作，使许多面目全非、久已散佚、真伪混杂的文献基本恢复了本来面目，使许多晦涩深奥、不能卒读的典籍，大体可供阅读研究。

如果没有清代考据学者的整理与研究，近现代学者要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学术，不知要走多少弯路，耗费多少精力。尽管其研究和整理尚未能进入理性的批判与反思这一层，但他们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较为翔实可信的资料。诚如***所说：“欲论古人或研究古史，而不从事考据，或利用清儒成绩，是舍路而不由。”

的确，清代考据学是研究传统文化学术最基本的方法。不论是近代学者，还是现代学者，无论其承认也好，讳言也好，只要是以我国传统文化典籍为研究领域或研究对象的，都或多或少地要运用清代考据学的成果和方法，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近代学者对清代考据成果和考据方法的广泛运用和借鉴，充分说明了考据学具有很强的科学性和强大的生命力。

特别是清代考据学所具有的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怀疑否定的批判精神、敢于超越前人的创造精神，以及“不攘人之美”、反对抄袭的学术规范，对于我们今天从事学术研究仍然具有现实意义。正如梁启超所言：“考证学直至今日还未曾破产，而且转到别个方面和各种社会科学会发生影响。”[3]

其他学科

清代考据学的发展，使服务于经学的辅助学科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历史学、地理学、历算学、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辨伪学、辑佚学等传统学术得到了空前的发展。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清代考据学者有意识地对某些学科的理论方法进行总结，如小学研究方面“因声求义”说、“古无轻唇音”说、“四体二用”说、“故训声音相表为里”说等等，以及王念孙父子总结的一些校勘、训诂规律，这些“公理”至今仍然在古代汉语、文献学研究中发挥着重大作用。对此自然不能说清代考据学“了无益处”、“究复何用”。“清代考据学不仅对传统学术有清理总结之绩，而且对近代学术发展有开启之功。”（该书第290页）当然，考据学也不是万能的，它本身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我们不能期望某一种封建时代所产生的学术能解决所有的学术问题。

代表人物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季羡林《谈读书治学》

孙怡让，惠栋、戴震、段玉裁、王引之，王念孙，章学诚，王鸣盛

《圣经》

《圣经》考据学被译为" 《圣经》批判学" 或" 《圣经》评断学"。考据学的历史久远，中国的考据之学鼎盛于清朝乾嘉年间，故又名乾嘉学派，欧洲的《圣经》考据学是19世纪兴起的一个新学科，它用客观主义历史学派的考据、训诂、比较的方法，研究《圣经》各篇的真伪、联系、年代及可信性，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基督教产生时期的早期历史。近代科学的发展动摇了基督教信仰的基础，直接致命的打击来自《圣经》考据学。

自然科学的发展动摇了《圣经》的权威性，促使人们开始把《圣经》作为分析、研究的对象。而历史学和考古学领域中所发现的古代文献并在此基础上整理出版的大批原始资料汇编、专论和专著促进了《圣经》考据学的发展。在众多的研究者中，杜宾根学派的影响最为突出。

杜宾根学派的《圣经》考据学从根本上动摇了基督教的传统信条、教义以及对产生信仰唯一来源的《圣经》的信心。在对早期基督教会史和《圣经》的批判研究中，杜宾根学派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神学派别，达到了当时所能达到的最高程度。它把基督教历史中记录的所有奇迹都作为人类本身的思维创造，当作一种人为的伪造而彻底摒弃。从而恢复了早期基督教的真实面目，奠定了研究早期基督教会史的科学基础。

考据学，是一种治学方法，又称为考证学或朴学，主要的工作是对古籍加以整理、校勘、注疏、辑佚等。对于考据学，梁启超在“概论”中有几句扼要的话：其治学之根本方法，在“实事求是”，“无证不信”。其研究范围，以经学为中心，而衍及小学、音韵、史学、天算、水地、典章制度、金石、校勘、辑佚，等等。

三、乾嘉学派

历经由来

一般认为，这主要是因为清代文字狱盛行，研究前朝或当朝一不小心就可能引来杀身之祸。梁启超指出：“考证古典之学，半由‘文网太密’所逼成。”到了学派发展的全盛期时，其研究的话题基本已经与当时的社会现实完全脱节，为考证而考证，饾饤繁琐。当时的杰出之士，亦以之为忧。例如：魏源指出乾隆以后的士大夫只知“争治诂训音声，瓜剖釽析”，“锢天下聪明智慧使尽出于无用之一途”。

嘉庆元年，焦循亦指出：“近时数十年来，江南千余里中，虽幼学鄙儒，无不知有许、郑者。所患习为虚声，不能深造而有得。”。焦循还致书刘台拱，说：“盖古学未兴，道在存其学，古学大兴，道在求其通。前之弊患乎不学，后之弊患乎不思。证之以实而运之于虚，庶几学经之道也。”。

嘉庆十九年九月，段玉裁致书陈寿祺，认为在弃洛、闽、关中之学不讲，谓之庸腐，而立身苟简，气节败，政事芜。天下皆君子而无真君子，未必非表率之过也。”喟叹：“专言汉学，不治宋学，乃真人心世道之忧。”

主要特征

乾嘉学派的治学内容是以儒家经典为中心，并认为儒家典籍越古越真，吴派学者惠栋抱着“凡古必真，凡汉皆好”的态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批评他“其长在古，其短亦在于泥古”。王引之批评惠栋“见异于今者则从之，大都不论是非”。方东树的《汉学商兑》多指责清代汉学家“离经叛道”，是“几千年未有之异端邪说”，如“鸩酒毒脯，烈肠洞胃”。

清代乾嘉学派的出现，一般认为是清朝统治阶层残酷镇压和笼络羁縻臣民政策的产物。雍正、乾隆时期，清朝的统治获得了相对的稳定，对文人采取了严酷的统治政策。尤其是乾隆时期，屡次禁毁书籍，大兴“文字狱”。当时的文人学士不仅不敢抒发己见，议论时政，即使是诗文奏章中有一言一名的疏失，也有遭致杀身灭族惨祸的危险，而把时间和精力用在古代典籍的整理上，寻章摘句，逃避现实。乾隆即位后，大力提倡经学的考据，一些达官贵人如阮元、毕沅等，也出而倡导经学。

考据，作为治学的一个内容和方法，各代都存在。但时至清代初期方专业从事考据，把学术全部纳入考据的轨道，甚至在考据和学问之间划一等号。乾嘉时期学人反对宋明理学好发空论言之无物的弊病，走上从书本上寻找疑难问题进行考据的务实道路。所以在思想发展史上，他们建树不大，在学术研究方面，却有一定的造诣和贡献。

乾嘉学派的奠基人，学术界有多种说法。大致可以追溯到清初学者黄宗羲、顾炎武、方以智、阎若璩、胡渭和毛奇龄等人重视对儒家经典的研究，顾炎武被公认为是开了清代考据学的先河。但至乾嘉时期的考据学家，遗其大而传其小，他们沉溺于故纸堆中，脱离实际，放弃了顾炎武经世致用的本意。

影响之大

乾嘉学派，一般说来以惠栋为首的“吴派”和以戴震为首的“皖派”影响最大。吴派的学风即搜集汉儒的经说，加以疏通证明。它的特点是“唯汉是信”，即推崇汉代经说，遵循汉代经学研究，重视名物训诂、典章制度的传统。凡属汉学，就一概予以采纳而加以疏通解说。吴派的主要学者有沈彤、江声、余萧客、江藩、王鸣盛等。皖派则重视三礼（即《周礼》、《仪礼》、《礼记》）中名物制度的考证。此派的特点是从音韵、小学（即文字学）入手，通过文字、音韵来判断和了解古书的内容和涵义，即以语言文字学为治经的途径。他们在文字、音韵等方面作出了不少的贡献。此外，皖派也颇重视思想和理论，如戴震作《孟子字义疏证》就是例证。戴震的学生很多，以段玉裁和王念孙、王引之父子最为有名。

乾嘉学派重视客观资料，不以主观想象轻下判断，广泛收集资料，归纳研究，有着细致、专一、锲而不舍等可贵的治学精神。清代之前，旧有的学术研究长期致力于对于古代经典的阐述，处处讲求微言大义，而对于经典本身的真伪却不闻不问。至清代时期，古代的“疑古”学风达到一定的高度，学者在梳理旧有经典过程中，证实了很多被前辈学人奉为圭臬的经典为前人伪作，开一代学术疑古之风气。他们对古代经典的细心整理，为后来学者的学习研究工作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但是，乾嘉学派也存在着严重的缺点：脱离实际、烦琐细碎。脱离实际主要存古薄今、舍本求末。他们考订问题，用形式逻辑的归纳法，把同类材料罗列一起，旁征博引，然后得出结论，只讲证据不讲道理。结果在细微末节上功夫很深，涉及全套的需要说明解决时，就无能为力，造成了不通世务，不切实用，考据愈细愈是无有物恶果。主要在许多考据家的作品，都是以繁为贵，一字的偏旁、音训考证动辄千言。为了标新立异，解释一个字的古义，疏至盈千累百，议论不休。结果是杂引衍流，不知所归。学者们毕生的精力，耗于一字一句的正讹，一名一词的渊源，造成很大的浪费。嘉庆以后，有人从不同的角度对考据学派提出异议和批评，乾嘉考据学也开始由极盛转向衰落。

兴盛时期

中国清代的学术，称汉学、朴学、考据。因其在乾隆、嘉庆两朝达于极盛，故名。惠栋、戴震、钱大昕、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为其代表人物。其中有吴、皖二派之分：吴派创自惠周惕，成于惠栋；皖派创自江永，成于戴震。

乾嘉汉学家继承古代经学家考据训诂的方法，加以条理发展，治学以经学为主，以汉儒经注为宗，学风平实、严谨，不尚空谈。以古音学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古字古音以明古训，明古训然后明经，为其共同的学术主张。此风自清初顾炎武开其端，中经阎若璩、胡渭等人的推阐，至惠栋、戴震、钱大昕而张大其说，迄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遂臻于极盛。这一学派首重音韵、文字、训诂之学，扩及史籍、诸子的校勘、辑佚、辨伪，留意金石、地理、天文、历法、数学、典章制度的考究。在诸经的校订疏解中，取得了超迈前代的成就。对古籍和史料的整理，亦有较大贡献。长于考据，这是清代汉学家朴实力学的传统。但清初汉学兴起之时，有浓厚的反理学内容及反民族压迫的思想，而考据只是借以通经致用的手段。

顾炎武关注社会现实，反对理学，进而主张以经学去取代理学，目的就在于“经世致用”。顾氏之后，此风渐趋蜕变。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以下，更是远离社会现实，止于训诂考据。因此，乾嘉学派是清初之学的倒退。清初，为确立封建专制的政治统治，在文化上也推行了极为酷烈的专制政策（见文字狱）。在文网罗织之下，学者无不噤若寒蝉。惟有埋头考据，才有立锥之地。然而就其为学的特色及其在各个领域所取得的学术成就言，乾嘉学派又是清初之学的发展。这一学派的形成，正是清初学者对宋明理学进行批判和总结的必然结果。清初之学，以博大为其特色。乾嘉汉学，则以专精而扬其帜。

乾嘉学派诸学者，无论在经学、史学、音韵、文字、训诂，还是金石 、地理 、天文 、历法、数学等方面，都取得了当时最好的成就。其平实、严谨的学风是值得肯定的。道光以后，清王朝摇摇欲坠，加以西方殖民主义势力的入侵，封建士大夫再不能不问社会的现实问题。于是，学术风气久经酝酿而发生了一个较大的变化，沉沦千余年的今文经学得以复兴。一时学者遂多舍弃文字训诂，而从事于“经邦济世”之学。同治、光绪之世，汉学于穷途末路之中，得俞樾、孙诒让诸人坚守壁垒，在古籍整理上同样做出了值得称道的成就。而章太炎重倡顾炎武“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之学，以伸张其政治主张，是汉学的一个光辉结束。

总体背景

清代的文字狱对乾嘉学派的研究影响较大乾嘉学派的主要创始人是明末清初的大儒顾炎武，其后的主要代表人物有阎若璩、钱大昕、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