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
历史
楚汉之争
秦末天下大乱，刘邦和项羽趁势而起。项梁立楚王的后代为楚怀王（后改为楚义帝）并且各自举兵讨伐暴秦。刘邦于前207年12月率先攻入关中，秦王子婴投降，刘邦入据秦都咸阳。项羽未实现“先入关者为王”的约定，后退军霸上。此后，项羽渐握大权，并建立西楚，分封诸侯，立楚怀王为楚义帝，自封“西楚霸王”。一共分封18个诸侯，将刘邦封在巴、蜀、汉中地，且将刘邦的封国国号定为汉。
前206年八月，因楚义帝为项羽所弑，刘邦挥军东出，拜韩信为大将，公开声讨项羽，拉开了楚汉之争的序幕。前期虽屡屡受挫，但知人善任，重用韩信、张良、萧何等人才，在最后的垓下战役中，刘邦赢得胜利，项羽自刎乌江，西楚覆灭。
西汉建立
前202年二月，刘邦大军行至氾水之北时，楚王韩信、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衡山王吴芮、赵王张敖、燕王臧荼等诸侯王联合上书，请求刘邦称帝，经过几次谦让后刘邦才答应。二月初三刘邦在汜水之北的定陶（今山东菏泽市定陶区）称帝，建国号为汉。
刘邦起初定都洛阳，娄敬向刘邦分析了将国都定关中的好处，使刘邦有定都长安之意，但遭群臣反对。刘邦问张良，在张良的支持下入主关中，因咸阳宫战乱损毁，故先在秦国旧都栎阳暂居，同时命少府阳城延在原秦都咸阳以东的长安乡修建新城，至汉高祖七年（前200年）二月，始具规模，正式迁往长安。
休养生息
西汉建立后采取“休养生息”的国策。休养生息政策自刘邦开始，历经几代统治者，执行了六七十年。取得“海内殷富，国力充实”的成就。班固曾言：“汉兴，扫除烦苛，与民休息；至于孝文，加之以恭俭；孝景遵业。五六十载之间，至于移风易俗，黎民醇厚。
刘邦称帝后采取“郡国制”，郡县和封国并存，在中央实行与秦朝相同的三公制，地方实行分封制。皇帝分封侯国和王国，其中侯国只享有封地内的税收而无军事和行政权并受郡的管辖，而王国则拥有独立的政治和军事权力。对内注意兴修水利，减免赋税，为恢复农业发展创造条件；对外则和亲匈奴，维持边区和平。汉初的政策对恢复经济有显著效果，但亦导致一些弊端，对内的轻徭薄赋政策，令地方上一些豪强势力日大，形成土地兼并；对外则匈奴寇边日频。
刘邦晚年对有大功的异姓诸侯王起了猜忌之心。韩信最终被萧何用计被吕后处死，随后彭越、英布等异姓诸侯王也相继被铲除，取而代之的是刘姓诸侯王。刘邦曾立白马之盟：“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前195年，刘邦在讨伐英布叛乱时受伤，不治身亡。
文景之治
刘邦死后，吕后逐渐掌权，继位的汉惠帝因受到吕后的刺激抑郁而终，汉惠帝死后，吕太后连立前后少帝为傀儡，并渐渐削弱刘氏，并封诸吕为王，掌握朝政长达八年。
吕后死后，大臣不满吕氏干政，太尉周勃、丞相陈平施计夺取吕氏的兵权。并迎立刘恒继帝位，是为汉文帝。刘恒即位后减免赋役、主张宽刑，其子汉景帝刘启即位后沿袭，文景二帝主张无为而治、休养生息，倡导以农为本，进一步推行“轻徭薄赋”、“约法省禁”的政策，使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在此期间国力显著增强，史称“文景之治”。
前167年七月，文帝下诏“除田之租税”；前156年六月，景帝“令田半租”，即三十税一，并成为汉朝的定制。文景时还减少地方的徭役、卫卒，停止郡国岁贡，开放山泽禁苑给贫民耕种；并颁布了赈贷鳏寡孤独的法令。这些措施的施行，减轻了农民的负担。文景之世，“流民既归，户口亦息”，粮价也大大降低，“谷至石数十钱”。
文景时期，文帝、景帝以“无为而治”，在恢复经济的同时，“惩恶亡秦之政，伦议务在宽厚”，推行“约法省禁”的政策，废除一些严刑苛法，如妻孥连坐法、断残肢体的肉刑等，并减轻笞刑，以缓和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因此，许多官吏断狱从轻，不求细苛，以至有“刑轻于它时而犯法者寡”、“断狱数百，几致刑措”之说。这和秦时“断狱岁以千万数”的惨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文景时期的“与民休息”政策，对恢复和发展生产起了一定的作用，从而使专制统治进一步巩固。
汉景帝在位期间进行削藩，爆发七国之乱，委任周亚夫平定。七国之乱后，汉廷设法剥夺诸侯王的力量，加强中央集权。文景时期，西汉仍对匈奴采取和亲政策，然匈奴仍屡屡犯境，边患日益严峻。
汉武盛世
汉景帝死后，刘彻即位，即汉武帝。汉武帝在位期间对内颁布推恩令，削弱诸侯王势力；并将盐铁和铸币权收归中央。对外派卫青和霍去病反击匈奴，将匈奴驱逐至漠北，始通西域，开辟丝绸之路；但对外的战争也大量损耗了国力，赋役繁重、刑罚严苛导致后期发生民变；因开销甚大而创立“均输”、“平准”官，与民争利。另外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儒家思想逐渐成为了中国专制社会的正统思想。
汉武帝时期，四处征战，吞并卫满朝鲜、收复南越、降服西南夷、远征大宛，开拓了北抵阴山、西逾葱岭、南包交趾、东并朝鲜的辽阔疆域，奠定了汉地的范围。
汉武帝在位期间奠定了西汉强盛的局面，故有“功莫大于秦皇汉武”之称，汉武帝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均有建树，因此历代史学家对其充分认可和赞叹。汉代史学家班固在《汉书》中称赞他：“后嗣得遵洪业，而有三代之风。如武帝之雄才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以济斯民。
昭宣中兴
刘彻之后，汉昭帝、汉宣帝相继即位，任期内西汉经济繁荣、政治稳固、文化昌盛、科技发达、疆域辽阔、四夷宾服，被今人合称为昭宣中兴。
汉宣帝时期，西域各国纷纷脱离匈奴归附西汉，中原与西域交往日益频繁。前61年击败西羌，后委任将军赵充国实行屯田，加强边防，使羌人归顺。前60年，匈奴日逐王先贤掸率万余人归，郑吉大破车师、威震西域，汉宣帝在乌垒城（今新疆轮台东北），正式设西域都护府，监护西域诸城郭国，总管西域事务，保障丝绸之路的安全与畅通，正式将西域纳入中国版图。匈奴呼韩邪单于于前51年朝见汉宣帝于甘泉宫，降服匈奴为北藩解决边患问题，促使西汉国力达到极盛，史称孝宣中兴。
西汉后期，政治日益腐败，土地兼并成风，社会动荡不安。面对这种形势，有不少人向朝廷提出解决危机的办法。汉哀帝时，大司马师丹针对当时豪富吏民訾数巨万，而贫弱愈困的现象，提出对贵族豪富占田及奴婢的数量加以限制。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提出详尽的措施：从诸侯王到吏民百姓，拥有田产最多不能超过三十顷；占有奴婢的数量，诸侯王不得超过二百人，列侯、公主不得超过一百人，关内侯、吏民百姓不得超过三十人；富商大贾不得做官、不得拥有田产；田产、奴婢数量超过以上限制者，一律没收入官；官奴婢年在五十岁以上者，可以免为庶人。由于当时绝大多数豪强地主、贵族官僚都早已超过最高限额，因不愿放弃自身利益，所以这个建议刚一提出，即被束之高阁，成为一纸空文。切中时弊的建议无法实施，荒诞、迷信的理论蔓延起来。汉成帝时，齐人甘忠宣扬汉代将终，应当改朝换代，甘忠以假鬼神罔上惑众的罪名下狱病死。甘忠的弟子夏贺良又提出汉历中衰，当更受命的理论，他对汉哀帝说：成帝不应天命，所以绝嗣。现陛下久病不起，灾异屡现，正是上天对世人的警告。为了延年益寿，生育子女，杜绝洪水灾异，应当更改年号。
王莽篡汉
内外交困的汉哀帝，在黄门侍郎李寻、司隶校尉解光等人的怂恿下，将这种作法当成救命的稻草，宣布再受命，主要内容包括：改建平二年（前5年）为太初元将元年，改号为陈圣刘太平皇帝，一个多月以后，汉哀帝的病情没有好转，却发现夏贺良与李寻、解光等人串通勾结，企图罢退丞相、御史，以李寻、解光辅政，进而控制政权，遂将夏贺良下狱处死，李寻、解光也被流徙到边郡。
此时的刘姓皇统在社会上、包括一部分官僚地主中，已经失去威望。外戚世家出身的王莽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迅速崛起，王莽不受新野田而上书颂其功德者竟达48700人，各地方官吏也不断向王莽献祥瑞，为其制造代汉的舆论。王莽就在地主官僚的拥护下，由“安汉公”到“假皇帝”，终在公元八年十二月，自立为皇帝，改国号为“新”，西汉灭亡。
疆域
领土范围
汉武帝时期武功昌盛，大规模开疆拓土，汉朝国威远扬。元朔二年（前127年），遣卫青北击匈奴收复河南地，置朔方郡、五原郡；元狩二年（前121年），汉将霍去病出陇右击灭居于河西走廊的匈奴部落，以其地设武威郡、酒泉郡，后又分出张掖郡、敦煌郡；元鼎六年（前111年），攻灭南越国并进占海南岛，于该地设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阯、九真、日南、珠厓、儋耳九郡，又平西南夷设犍为，武都、牂柯、越巂、沈黎、汶山六郡；同年又平定东瓯、闽越，将其民迁往江淮；元封二年（前109年），吞并滇国置益州郡，将西南边界推进至云南哀牢山和高黎贡山；元封三年（前108年），灭亡卫氏朝鲜设乐浪、临屯、玄菟、真番四郡；太初三年（前102年），又遣光禄勋徐自为筑外长城之光禄塞和居延塞，将西汉北疆推进到戈壁沙漠一带，自此奠定了汉地的基本格局；到了汉宣帝神爵二年（前60年），又在乌垒城（今轮台县）置西域都护府，正式在西域设官、驻军、推行政令，开始对西域的控制。西汉极盛疆域东并朝鲜、南据交趾、西逾葱岭、北抵大漠，国土面积达609万平方公里。
行政区划
一级政区：郡国
汉初年设13郡7国，末年共有103个郡、国。长官最初称郡守，景帝时改称太守。
二级政区：县（侯国、邑、道）
邑是皇太后、公主所封的食邑；道是设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县级政区。公元2年，共有县、侯国、邑、道等县级政区1587个。万户以上的县称县令，万户以下的县称县长。
行部（又称刺史部）：自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始在郡之上又设了13行部，每个行部管辖若干郡（国）。但此时的行部是监察区，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行政区。
政治
汉承秦制，“置一丞相，十一年更名相国，绿绶”，到了汉惠帝、吕后时期分为左右丞相，汉文帝二年“复置一丞相”，“掌丞天子助理万机”。其职权大抵如陈平所言：“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育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抚百姓，使卿大夫各任其职焉。”宰相的具体权力分为五个方面：选官权、督察百官并有一定的执法权、上计考课权、总领朝议与奏事权、封驳与谏诤权。
汉武帝时期，出于加强皇权、弱化相权的目的，设立内朝逐步对相权进行削弱，并通过频繁更换宰相以及以细事诛杀宰相来加强皇权、树立自身对中央政权的控制。内朝的设立在完成上述目的之后，在汉武帝统治期间对外战争中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然而，内朝作为一项制度其自身的就不是完善与成熟的。内朝具有根源于皇权的巨大的依附性，脱离皇帝领导，内朝不能作为一个独立的权力机构存在。同时，宰相不得过问内朝事务，也使得内朝成为政权内部一个相对于外朝的独立单位。总之，从中央集权的角度来看，内朝的设立增强了皇帝对朝政的控制权，使得专制制度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使得以宰相为首的外朝逐渐退化成为一个大政方针政策的执行机构。
除了丞相制度外，太尉、御史大夫，分别掌管军事、政务和监察，与丞相统称为“三公”。“三公”之下，设有掌管国家军政和宫廷事务的“九卿”。地方行政机构，除沿袭秦朝的郡县制外，汉初还分封诸侯王，形成郡国交错的局面。郡县官制承袭秦代，封国官职仿照中央。县以下的基层组织仍为乡、里。这样就恢复了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套统治机构。
选官制度
汉初，官吏的来源主要有两个：一是按军功爵位的高低，选任各级官吏，二是选自郎官，即郎中令属下的中郎、侍郎、郎中、议郎等。郎官的职责是守卫宫殿和做皇帝随从，如果经过一段时间，中央或地方官有缺额，即可由郎官中选用。军功地主到武帝时已经没落。郎官多出自“任子”或“赀选”，难于选拔真正的人才。
因此，汉武帝即位后，为了扩大统治基础，在除沿用上述制度外，颁行了一套新的选官制度：
察举制。汉文帝时已有“贤良”、“孝廉”之选，但未形成正式制度。武帝时，开始明文规定下来，凡丞相、列侯、刺史、守、相等推举，经过考核，任以官职。不久又规定依人口的数量，按比例选举，取消了资产的限制。这样使察举制逐步完善。
“征召”制。征召那些有一定能力而又不肯出仕的人，由武帝召见，确有才能，授予官职。与此同时相配合的还有“公车上书”之制，天下吏民上书言事，如有可取者，即以其所长，授以官职。
博士弟子考试成绩优异者，也可入仕。公元前124年，汉武帝采纳公孙弘的建议，置五经博士弟子，每年考试，凡能通一经以上者，可补文学掌故的官缺，成绩得甲等者并为郎官。武帝通过这些措施，选拔了一批有才能的人，从而进一步加强了统治机构。
法律
刘邦在入关之初的时候就约法三章，但只是临时措施。西汉建立后，刘邦令萧何根据《秦律》制定《汉律》。除去秦律夷三族及连坐法，在秦律的基础上，又增加三章，合为九章，故称《九章律》。除了法律之一，皇帝的命令也起法律的作用，必须无条件执行。
军事
为了巩固统治，西汉建立了比秦朝更为完备的武装力量。汉武帝时期强化了军队，着手组建职业兵为侍从军和禁卫军，增设楼船（水军）等军种。军队的加强，使中央集权有了更坚强的支柱。同时也加强了对外和对内镇压的力量。
中央
西汉前期是实行征兵制，以正卒两支来守卫京师。一支为南军，守卫宫城，归卫尉率领；另一支为北军，保卫京师，归中尉率领。两支各有两万人。武帝时，各减至一万人。正卒一年一轮换，不利于保卫京师。
期门军和羽林骑
侍从军有三支，就是期门、羽林和孤儿。期门军是汉武帝于前138年建立的，由侍中、常侍、武骑及待诏陇西、北地等六郡良家子能骑射者组成，共约有一千人，归光禄勋掌管。因常为侍从汉武帝而期待于殿门，故有“期门”之名。羽林骑是于太初元年（前104年）选六郡良家子组成，约七百人，亦属光禄勋。羽林骑原叫做建章营骑，因守卫建章宫而得名。后更名“羽林骑”，取“如羽之疾，如林之多”之意。羽林孤儿是由战死者的子弟组成的，因养在羽林官署，教习战射，而有此称号。
八校尉
禁卫军是于元鼎六年（前111年）建立的，共有八支，每支有士卒约七百人，由八个校尉率领，因称“八校尉”。八校尉为中垒、屯骑、步兵、越骑、长水、胡骑、射声、虎贲。八校尉的士卒都由招募而来，是职业兵，这是中国古代有募兵制的开始。这支军队后来发展为西汉王朝的军事主力，经常用于镇压劳动人民或进行民族战争。
地方
在地方，有经过训练的预备军，根据地区的具体条件，分别设材官（步兵）和骑士（骑兵），这些预备队皆由郡守和郡尉掌管。常备军和预备军的兵员，都由郡国征调来的“正卒”充任。
经济
西汉时期牛耕和铁器的使用非常普遍，手工业也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尤其纺织业和瓷器制作发达。西汉是中国古代商业非常发达的一个朝代，国家的稳定和交通的发展为商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不仅国内贸易，而且对外贸易也非常发达。通过丝绸之路西汉甚至与古罗马、印度等国家有间接的贸易关系。
农业
牛耕普及
汉初，为了恢复经济和农业生产上的需要，西汉政府曾下令禁止杀牛和盗牛，并曾在北方边境设苑养马。这一举措使得广大农民更加视饲养牲畜，牛耕，也辅以马耕进一步普遍，在黄河流域逐渐盛行起来。而在江南地区由于开发晚和冶铁业不发达，还处的火耕水耨的状态。
铁农具推广
铁制农具的制作与使用比较广泛，在汉武帝时期，冶铁业归国家垄断，铁器的推广更为迅速。不但中原地区普遍使用铁器，而且推广到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铁制农具的种类也增多了。仅铁犁中，就有铁口犁铧、尖锋双翼犁铧、舌状梯形犁铧，还有大型的犁铧。水利工程的大量兴建，耕作技术有了显著的改进。特别是在山东安丘、河南中牟和陕西西安、咸阳等地都发现有铁犁壁。犁壁的发明是耕犁改革中的一个重大发展。没有犁壁就起不到碎土、松土、起垅作亩的作用。
兴修水利
西汉的水利事业比战国时期有了新的发展。突出的是治理黄河和关中等地兴修了一些较大的水利工程。汉初，黄河屡次决堤。前132年，黄河又在瓠子（今河南濮阳西南）决口，泛滥成灾，遍及16郡。前109年，汉武帝征调几万民工前去修治。经过这次治理，黄河在八十年间没有发生大灾。治理黄河是西汉规模较大的水利工程。
汉武帝时在关中开凿了几条较大的灌溉渠。前129年，为了转输由关东西运的漕粮，在徐伯的领导下，征发几万民工开凿了与渭河平行的漕渠。漕渠在渭河南岸，东注入黄河，长达一百多公里。修成后，不仅使这一段的漕运时间缩短一半，而且使沿渠两岸万余顷地受益。与此同时，又修龙首渠。这条渠是从陕西澄城县状头村引洛水灌溉陕西蒲城、大荔一带田地。渠道要经过商颜山。这里土质疏松，渠岸易于崩毁，不能采用一般的施工方法。于是发明了“井渠法”，使龙首渠从地下穿过七里宽的商颜山。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条地下水渠。前111年，在郑国渠上游修了六条辅助的小渠，称六辅渠。[181]前95年，从仲山口（陕西泾阳西北）引泾河至栎阳（陕西临潼栎阳镇），这就是白渠。全渠长近二百里，灌溉农田4500余顷，水中泥土又可肥田。此外，又在东泰山下引汶水灌溉农田，在甘肃境内引黄河水灌田，在安徽境内引淮水灌溉，等等。
耕作技术
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农业耕作技术也有提高。汉武帝末年，搜粟都尉赵过总结了西北地区抗旱斗争的经验，推广了“代田法”。所谓“代田法”就是将每亩田分成六份-三垄（垄台）三甽（垄沟），每年垄甽互换位置以休养地力。具体办法是甽宽一尺，深一尺垄也宽一尺，垄甽相间，把种子种在甽里。出苗后，除去垄边杂草并翻土以培苗根。到夏天，则垄尽而根已深。次年，互换甽和垄的位置，依样种植。
赵过还发明了耧车。耧车是一种播种机，能同时播种三行，大大提高了播种效率。汉武帝曾下令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这种新式农具。辽阳三道壕西汉晚期村落遗址中发现过一件铁制耧足，山西平陆枣园村王莽时墓葬壁画上的三足耧画像，证明当时已广泛采用耧车播种技术。
到汉成帝时，氾胜之又总结了一种新耕作方法─“区种法”。是一种园艺式耕作技术，把土地划成许多小区，集中使用水肥，精耕细作，提高了单位面积产量。由于农业生产的发展，耕地面积也不断扩大，到西汉末年，垦田面积已达8270500余顷，人口达六千余万，比秦朝增加两倍以上。
农产品加工
汉代之前主要靠人工春米或其它谷物。武帝时，已经有了用畜力拉的大石磨。此外，脚踏的“戥碓”，利用水力的水碓和水碓磨，筛谷用的风车，在西汉也都已出现。桓谭《新论》在谈到粮食加工时说：“及后世加巧，因延力借身重以践碓，而利十倍杵春，又复设机关，用驴、赢、牛、马及役水而春，其利乃且百倍。”河北满城中山王陵墓曾出土过一件用畜力拉、带有铜漏斗的大石磨。史学界一直认为扇谷用的风车到北宋时才出现。在河南洛阳和济源汉墓中出土了两件风车模型，从而也把风车的历史提前到了西汉。
粮食产量
关于西汉的粮食单位面积产量，晁错曾说：“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汉初行小亩，每亩约当今0.2882市亩，每石约当今0.2市石。按照这个数字，汉初每市亩田地约可产粟或麦六斗九升。《淮南子·主术训》又提到：“一人躔耒而耕，不过十亩，中岁之获，卒岁之收，不过亩四石。”《淮南子》成书于汉武帝时候，开始行大亩，每当合今0.6916市亩，四石之收，折合今制每市亩约产案或一石一斗五升。不过这大概已是高产田了。
手工业
冶铁业
汉代的冶铁业作坊多，规模大。20世纪50年代后，在河南、山东、北京、江苏等地发现了许多汉代冶铁遗址，其中以河南巩县铁生沟村和南阳北关瓦房庄等地遗址规模最大。从遗址可以看出西汉冶炼工序集中，设备齐全。河南巩县铁生沟村出土了一件铁工具，经化验有十分良好的球状石墨，有明显的石墨核心和放射性结构，与现行球墨铸铁国家标准一类A级石墨相当。同时发现炒钢炉一座。炒钢这一崭新的高效率的先进技术的出现，说明西汉的冶铁技术已达到了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在钢铁冶炼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战国时期冶铁业一般只能冶铸农具和少数手工工具，锻制兵器还比较少。到了西汉，不仅能生产铁制长剑、长矛、环首大刀，而且生活器皿和杂用工具也广泛使用铁制，如灯、釜、炉、剪等都已在西汉中期的遗址中发现。
丝织业
西汉时期汉服丝织业发达，纺织技术也有很大的提高。当时，长安和临淄是全国丝织业的中心。长安设有东西织室，临淄和陈留襄邑（今河南睢县）等地设立了大规模的官营作坊，作坊的织工常达数千人之多。在丝织业发达的城市里，有富商大贾经营的作坊。农民家庭则主要是纺织自己穿用和缴纳赋税的麻布、葛布和绢帛，有时也出售一小部分纺织品。
丝织品的种类很多，官营作坊以生产比较贵重的锦、绣、纱縠为主。1972年，从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文物中，有保存完好的绢、纱、绮、锦、起毛棉、刺绣、麻布等丝麻织品，这些丝织物，用织、绣、绘、印等技术制成各种动物、云纹、卷草及菱形等花纹，反映西汉的汉服纺织技术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在山东临沂银雀山出土的西汉帛画和汉画像石中已有单锭纺车的图像。特别是1956年在江苏铜山洪楼出土的画像石上面刻有几个人物在织布、纺纱和调丝操作的图像，展示了一幅纺织汉服生产的生动情景。
西汉时不仅有纺纱的工具，而且出现了织布机。秦汉之际，斜织机在南北方地区已经比较普遍，在农村广泛地采用了脚踏提综的织机。同时还有织造提花织物的机械──提花机，提花技术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汉锦是汉代织物水平的代表，是多彩织物。经对丝织品的化学分析，知道是用茜草素和蓝靛作染料，可染成绿、红等色。这比战国时的染色工艺提高了一步。
工艺水平
西汉手工业的发展，还表现 在手工工艺水平上。
1968年，在河北满城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夫妇墓中发掘出大量的精美的器物。例如出土的“长信宫灯”，制成一个宫女双手执灯的形象，十分生动，设计更为精巧，可以拆卸，灯盘可以转动，灯罩可以开合，随意调整灯光的亮度和照射的角度；宫女头部可以拆卸，体内空虚，右臂与烟道相通；通过烟道而来的蜡炬的烟被容纳于体内，以保持室内的清洁。墓中还有两套完整的“金缕玉衣”，是由2000多块玉片和黄金制成的丝缕编缀而成，其制作工艺非常精美。
在西汉官营手工作坊中，主要生产者是工奴和刑徒，私营作坊中的劳动者，主要是奴隶，只有家庭手工业的生产者是“编户齐民”。
漆器业
西汉的漆器业也有很大的发展。在蜀郡（今成都）和广汉等地设置工官监造漆器。当时上层之家都使用漆器，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就出土了大量的漆器。漆器的种类很多，有耳杯、盘、壶、盒、盆、勺、枕、奁、屏风等。大多色彩鲜艳，光泽照人，精致美观，特别是漆器上的彩绘，技巧更高，画法潇洒生动，奔放有力，线条干净流利。
商业
“交通王侯”
汉初，虽然曾禁止商人衣丝乘车、作官为吏，但国家的统一，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山泽禁令的放弛，给商业的繁荣创造了条件。当时的富商大贾“周流天下”[75]，非常活跃，甚至富比天子，“交通王侯”，形成有影响的势力[76]。
西汉时商业经营的范围很广，据《史记》所载，当时市场中陈列着粮食、盐、油、酱、果类、菜类、牛、马、羊、布、帛、皮革、水产等几十种商品。
收回铸币权
汉初，听任郡国自由铸钱。这造成币制混乱，阻碍了商品的正常交换，另一方面，一些贵族官僚、富商大贾操纵造币之权，富比天子，威胁中央。吴楚七国之乱时，铸币便为其提供了重要财力支持。前113年，汉武帝下令宣布禁止郡国铸钱，把全国各地私铸的钱币运到京师销毁，把钱币大权收归中央。成立了专门的铸币机构，即由水衡都尉的属官钟官、辨铜、技巧三官负责铸造五铢钱。这次新铸的五铢钱（也称上林钱或三官钱），重如其文，钱的质量很高，便于流通，成为当时唯 一合法的货币。
盐铁官营和均输平准
汉初，盐铁为私人经营，对盐铁经营采取放任政策，国家仅设官收税。汉武帝采纳大商人孔仅和东郭咸阳建议，把私人垄断的冶铁、煮盐、酿酒等重要工商部门收归国家垄断经营，在全国产盐铁的地方设立盐铁专卖署，并任命当地的大盐铁商为盐、铁官，管理煮盐、制造铁器和买卖盐铁等事务。不产铁的地方设小铁官，以熔化废铁作农具或用具。盐铁官营后，严禁私人铸铁和煮盐。自从盐铁官营后，汉政府大大增加了收入。但是管理盐铁的官吏多为盐铁商人，经营不善，往往产品质量低，价格昂贵，贫民购买不起。
汉武帝在实行盐铁官营的同时，推行了均输平准政策。前110年，汉武帝采纳桑弘羊的建议，在全国实行均输平准政策。原先汉政府各部门常常抢购物资，引起物价上涨，地方上交中央的贡赋，往来烦难，“或不偿其费”。而且富商大贾囤积居奇，操纵物价。于是由大农令统一在郡国设均输官，负责管理、调度、征发从郡国征收来的租赋财物，并负责向京师各地输送。又由大农令置平准官于京师，总管全国均输官运到京师的物资财货，除去皇帝贵戚所用外，做为官家资本经营官营商业。“贵则卖之，贱则买之”，调剂物价，并获取收益。实行盐铁官营、均输平准政策后，“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
算缗和告缗
为了打击富商大贾、高利贷者的经济力量，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汉武帝于前119年，颁布了算缗和告缗的命令。
算缗就是向大商人、高利贷者征收财产税。规定商人财产每二千钱，抽税一算（一算为一百二十钱），经营手工业者的财产，凡四千钱，抽一算；不是三老和北边骑士而有轺车者，每辆抽税一算，商人的车，则征收二算；船五丈以上者，每只船抽税一算。隐瞒不报或自报不实者，鼓励知情者揭发，叫做“告缗”。凡揭发属实，即没收被告者全部财产，并罚戍边一年，告发者奖给被没收财产的一半。此令一行，各地争相告缗。在杨可主管告缗事务时，告缗之风，遍及全国。
上述各项措施的实行，限制和打击了富商大贾、豪强、贵族的经济势力，增加了西汉政府的财政收入，暂时解决了由于战争和奢侈浪费所造成的困难，加强了中央集权的经济力量。但却对商品经济产生了相当大的消极影响。
城市
当时西汉最大的都市是京师长安。据考古发掘，长安城周围长22600多米，相当汉代六十多里长，超过古代罗马城三倍以上。城垣每面有三个城门，可容四辆大车并行。城内街道纵横交错，有八街（纵街）九陌（横街）之称。街道三道并列，与城门的三个门道相连接，其中中央大道特别宽大，是皇帝专用的“驰道”。全城中部和南部几乎全是宫殿区，占全城三分之二。城西北角的东、西九市，是商业活动区。长安商业很繁华，在九个市场之内，聚集着各种大小商店，出卖各地的货物。同类商店又集中在一处，成为许多市，如酒市、牛市、马市、羊市等。这些已被考古发掘所证实。
东、西九市不仅是商业区，而且也是手工业区，如市内便有官府手工业作坊。城内北边一部分是居民区，占全城的十分之一左右。据记载，西汉末长安人口有24万之多。除长安之外，洛阳、临淄、邯郸、宛（南阳）、成都等都是当时著名的大都市。洛阳水陆交通方便。临淄丝织业发达，人口密集，是齐鲁的中心。邯郸是黄河以北的商业中心。宛是南北交通要道，冶铁业很发达。成都的手工业，特别是蜀锦，驰名全国。西汉的城市，不仅在中原地区星罗棋布，就是在南方地区也有很大的发展。如江陵（湖北江陵）、吴（江苏苏州）、番禺（广州）等，或为一方都会，或为对外贸易的重要城市。
人口
秦代末年由于长期战乱人口锐减，西汉建立时人口约为1300万，经过汉初的休养生息、轻徭薄赋，至汉武帝元光元年（前134年）全国人口约达3600万，汉武帝后期因沉重徭役导致在籍户口锐减，至于史书中的”户口减半“是因民众不堪重负逃税导致人口登记不实。
汉武帝晚年颁布罪己诏重启汉初息兵养民的国策，继任者霍光、刘询沿袭，至汉宣帝末年（前49年）人口已达5000万。[81]到汉平帝元始二年（2年），在籍人口达59594978人，垦田8270536顷，为两汉之最。学者考虑到未纳入统计的隐户及迁居汉地的外族，因此认为西汉末人口应有6300万。
文化
哲学
春秋战国时代有所谓“儒墨道法”，即儒家、墨家、道家和法家。但自行法家之法的秦朝亡国后，汉朝有鉴秦亡经验，乃先用道家之法治国，是为黄老之术。直到汉武帝时，思想上已有大改变，那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为儒学深深影响中国文化之始。
史学
《史记》由司马迁所著，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在中国的历史学和文学中占有特殊的地位，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宗教
西汉时期宗教本意在于强化君权，但在方士的影响下，汉武帝时期的宗教大典其功能在于追求一己成仙。经过儒生的不断努力，通过改变祭祀地点、仪式与主神等方式，才在西汉末期使国家宗教政治伦理化，并恢复了其世俗性功能，从此，封建王朝的国家宗教才成为维护统治为主要目的的宗教工具。
西汉末年，佛教传入中国。
科学
《周髀算经》、《九章算术》是中国最古老的数学著作。另外，从西汉时期开始中国也有非常详细的天文记录，包括公认的人类第一次对太阳黑子的记录，此外针灸和造纸术可能是在西汉时期被发明的。
艺术
绘画
西汉时期的美术起点是战国时代美术的水平，生活是直接描写的对象，开始逐步发展写实的风格，而这也是古代美术发展的新的起点。艺术的认识生活的作用，在范围上和方法上，都因汉代美术的发展而进入新的阶段。
西汉美术题材的多方面性，说明西汉美术的百科全书的性质。文学、历史、天文、地理、哲学等社会思想意识的内容，美术家都企图用造型的方法加以表现。相对于这一时代的历史水平，西汉美术的题材是广泛地来自社会现实生活的各个方面的。
雕刻
西汉长安城遗址中不断出土的富有艺术装饰趣味的砖瓦残片，可作有力的证明。又从文献记载中，也表明西汉时造像雕塑已有多方面的发展从长安城遗址中不断出土的富有艺术装饰趣味的砖瓦残片，可作有力的证明。又从文献记载中，也表明西汉时造像雕塑已有多方面的发展。
杜甫《秋兴》诗有“织女机丝虚夜月，石鲸鳞甲动秋风”，即是咏此类石雕的。所有这些宫苑造像，除牛郎、织女石像现尚残存外，其它已不可见。如今能见到的西汉雕塑，主要的是霍去病墓前遗留的一组巨型石雕和近年出土的陶俑。
乐舞
汉代人们善于把自己的喜、怒、哀、乐等情感通过歌舞的形式表达出来。这也是汉代歌舞盛行的一个主要原因，汉画像石、汉俑中的图像就充分地表明了这一点。
器乐的合奏与伴奏都不是独立存在的，但是在民间音乐文化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歌、舞、百戏共同构成的宏大场面中，器乐演奏为更好地表现乐舞百戏，烘托气氛，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陶俑和汉画像石中主要的乐器有吹奏乐器，如埙、排箫、笙、笛等；弦乐器，如琴、瑟、箜篌等；打击乐器，如建鼓、鼗鼓、筑、节等。
角抵
角抵就是摔跤，角抵在中国源远流长。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禁止民间私藏兵器，作为徒手相搏斗的角抵兴盛起来。汉代，民间出现了一种由“蚩尤戏”发展而成的两个人在公开场合表演的竞技活动，已经具有后来摔跤的基本特色，并有着特定的文化内涵。汉代角抵活动十分普及，据载当时的角抵戏规模宏大，轰动京城，老百姓们甚至跑几百里的路去观看助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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